全球宏观政策正面临重大不确定考验

　　全球迄今为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与金融举措，尽管是人类最高智慧在当前形势下的密集表现，但疫情作为超级“黑天鹅”事件所引致的重大不确定，说明其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超出了既往重大风险冲击的影响范畴。基于此，各国以及全球层面的宏观政策，既要立足于以更强防控力度对抗病毒的冲击，又要以政策的持续投放尤其是结构性改革稳住市场情绪，更要从激活有效经济增长的战略高度深耕实体经济发展，修复早已失衡的全球经济生态。

　　全球仅在今年3月份投入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财力当量，可能就已大大超出以往任何一次重大危机的救助力度。但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关键要素市场表现，至少在短期内还难以看到企稳的迹象。

　　统计数据显示，占全球股市总市值近一半的美国股市，在新冠病毒面前，其抗击打能力的脆弱性一览无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3月份下跌13.74%，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以季度数据来算，更是暴跌了23.2%；标普500指数同样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月度与季度跌幅；侧重于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抗跌性相对较强，但10%以上的季度跌幅亦令市场措手不及。

　　要知道，美股的上述表现还是在政府祭出三轮总计超过6万亿美元经济救助与救市计划，以及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以“云会议”形式向全球发出一致行动人信号等一系列重大利好背景下取得的。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上述救助行动，美国以及全球金融海啸会肆虐到何等程度。应当说，在技术层面上具有无限流动性投放能力的美联储，为稳住市场，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而从高达2万亿美元一揽子救助计划内容来看，主要是向弱势群体直接发放现金补助，提高失业保障，以及向受损严重的企业提供援助贷款或贷款担保等。忧心忡忡的特朗普政府为了稳住经济与金融基本面，眼下正与国会讨论总额达6000亿美元的第四轮经济刺激方案。特朗普甚至呼吁国会能够出台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一言以蔽之，只要能避免系统性崩溃，美国是不会拒绝任何可能的救市与救助方案的。

　　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在担心，美联储祭出的无限量QE，早已突破了传统货币理论的约束边界，事实上正在采用近年来备受争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因为根据MMT倡导者的政策逻辑，为刺激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就业，政府只要是以本国货币举债，通胀率没有失控，就不用担心赤字问题，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钱来还债。央行则可以突破“最后贷人”及“最低零利率”的传统限制，必要时实施“负利率”政策，以直接零利率购买财政发行的结构性债券，或直接向小企业等需要扶持的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概而言之，掌握货币水龙头的人，在国家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重大冲击时，似乎可以扮演“终极拯救者”角色。

　　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经济与金融危机都提供了催生重大理论突破并付诸实践的重要时间窗口。无论是87年前凯恩斯主义降临人间并挽救了西方世界，还是作为后凯恩斯主义演化代表作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最近十余年来在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大范围应用，均证明了上述判断。但正如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做到其所开具的药方无毒副作用一样，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生前也曾经反思过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副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宏观经济学从来只有求解不尽的命题，而无最优且完美的答案。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各国应对危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践已经证明：在实体经济无法取得内生性增长的条件下，仅依靠信贷投放的不断扩张，是无法长久支撑经济信心。主要经济体“无债不欢”的集体行动逻辑，已使全球迎来超大规模的第四次债务浪潮。事实上，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已经发出上述警告。国际金融协会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三季度末，全球债务规模达到252.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22倍，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发达经济体债务总体规模为180.1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债务总体规模为72.5万亿美元。且从家庭部门到政府部门，从金融企业部门到非金融企业部门，各部门债务水平都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该机构当时预计，受低利率和宽松金融环境的刺激，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将超过257万亿美元。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总额数据尚未公布，但可以肯定，将大大超过世界银行原先估计的规模。而以G20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一定会在第一轮高达5万亿美元的救市清单基础上，继续开具大额救市与救助支票。市场尤为关注的是，看起来根本不缺钱的美联储，一方面火力全开，密集出台维稳国内市场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又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协调提高货币互换额度，并不忘对那些出现美元流动性危机的国家央行提供“最后贷款人”的担保角色。客观而言，在外部风险变量存在巨大不确定的关键时期，美联储的上述行动对化解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有益且必要的。

　　只是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超级“黑天鹅”事件所引致的重大不确定，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超出了既往重大风险冲击的影响范畴。假如全球疫情能在今年第二季度末得到有效控制，则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总体可控，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将随着各国救市与救助措施发挥作用而逐渐减弱。但是在疫苗问世远比经济刺激政策更能消除市场恐慌的今天，宏观政策既要以更强防控力度对抗病毒的无形冲击，消除恐慌之源，又要以政策的持续投放，尤其是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稳住市场情绪。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及各国财税当局，在高度警惕市场随时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同时，更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对接市场与企业的痛点，释放出包括结构性减税在内的政策红利。历史已经证明，微观主体创新与营商禀赋的广泛激活，是对冲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依靠。要实现宏观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不缺氧”，不仅要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更要从激活有效经济增长的战略高度深耕实体经济发展，修复早已失衡的全球经济生态。毕竟债务黑洞的无休止扩大的显性结果，是某种意义上的饮鸩止渴。